⑶个体
如果本体，是意识作为我的存在；那么个体，就是意识作为我的存在性。本体论，是人有意识的我，对于我本身作为意识，具有原始虚无的存在论述；而个体性，则是人有意识的我，对于我自身作为意识，具有独立存在性的描述。如果本体，具有相对于现象的界别；那么个体，则具有相对于人类，及其群体，或者集体的分别。我，作为意识的存在，是一个本体；而我具有的存在性，则是一个个体。基于人的视角，我是一个人，是一个人类的个体，而不是人类，及其群体，或者一个集体。基于意识的视角，我作为一个人类的个体，是有意识的；而人类，及其群体，或者集体是无意识的。也就是说，人类，及其群体，或者集体并不具备意识；只有我，作为一个个体，才具有意识。
意识，相对于物质的存在，是一种虚无。这样的虚无，可以是一种存在，一种非存在的存在。可以用一种类比，说明虚无的存在；那就是静止，也是一种运动的形式。不过，这样的类比，并不是说明虚无，属于存在。可以说，任何一个类比，或者比喻，都具有局限性。或者，一个比喻，可以让一个概念，更易于理解；但一个比喻，就必然包含一个暗喻，才可以对应所比喻的本体。比如心，可以作为心灵的一个比喻；这是因为心，具有心脏的实体，可以让人有更多感受。但心灵，显然不止于心脏，也不止于心的范畴；所以，心的概念，就存在不能表达的部分，即暗喻。久而久之，心作为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，都会变化。这就象一个人，被压抑了的意识，会让一个人发生改变一样。我，作为意识存在的本体，也是如此。这只有基于我，作为意识的个体存在性，才可以确认。
个体，相对于本体，是一个独立的单元；但同时，个体也是一个一个的独立单元，存在性的描述。或者，本体是存在，而个体是存在性。意识，具有本体的存在，也具有个体的存在性。意识的存在，不同于物质的存在；即若二者具有映射关系，可以相互对应。可以用一个平行世界的概念，来说明虚无和存在，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。也就是说，意识是存在的，而且具有独特的存在方式。只是，人有意识的确定，基于物质的存在，及其感官确认的方式；所以，意识的存在，必须超越感官，才可以确认。我，就是意识存在的本体，也不是感官确认的存在；我所具有的存在性，可以感官确认的方式，就是个体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类的个体，就是一个意识的存在体。
我，作为意识的存在，具有本体性；而我的存在性，在于个体。所以，我作为一个人的主体，一旦被压抑；我作为意识的本体，及其个体性，都会导致缺失。而一个人，作为意识的存在体，一旦失去本体，及其个体性，将导致主体性的缺失。这就是中国文化，以无神论的方式，压抑了意识的本体；又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，压抑了意识的个体；最终导致，我作为人的主体，却缺失主体性的原由。所有集体的概念，都会压抑个体的意识；不管集体的概念，听起来多么地崇高，都会导致看不见的伤害。不管是家文化，还是家长制；也不管是官文化，还是天下为公；更不管是酒文化，还是天下一家；都不是一个人有意识的自由，而是一个一个个体意识的桎梏。这并不仅仅于中国文化，但中国文化，尤其深重。卢梭，在其《社会契约论》开篇有一句话，“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处不在锁链中。”这样的锁链，对于西方文化而言，是外在的社会现实；而对于中国文化而言，更加入了集体观念。正是集体的观念，导致了意识的个体性压抑；而其结果，就是人有意识的主体性缺失，及至一系列不自由的现实。那么，集体为什么会成为个体的梦魇，导致不自由的现实呢？
集体，不同于个体之处，在于并不具备意识的本体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类的个体，或者一个人可以具有意识的本体；而一群人，乃至整个人类，都无法具备意识的本体。这就象一个人可以做梦，而没有一群人做一个梦的；因为梦，作为一个意识的现象，本身也具有个体性。所谓的集体意识，不过是个体意识的契约；其自然时为道德，而自由时必然于法律。中国文化，片面强调家，这样一个集体的概念，显然会导致个体意识的压抑。这样的意图，也很清楚；因为中国文化，是华夏自然文明的传递。也就是说，自然之道，及其德行，在中国文化的主流。显然，这可以让一个群体，及其社会，处于一种次序之中；同样，也必然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然而，这对于人有意识的自由而言，是一种压抑。或者，对于人有意识而言，自然的回归，是自由之后的选择，而不是倒退。此外，一味地道德教化，导致了事实上的不平等；因为道德属于自然契约，并不具备个体自由之间的平等模式。可以说，教化对于一个道德的人而言，成为约束；而对于一个不道德的人，毫无作用。这显然不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模式，反而是一个优汰劣胜的机制。其中的关键，就是教化背离了人有意识的自由，而秉承了无意识的自然。而自由，恰恰就孕育于意识的个体，而不是所谓的集体。
个体的自由，是基于人有意识的本体，所具有的；而其实现，还需要另一个条件，即我，作为意识的个体，成为一个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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